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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虚,业贵乎专,言贵乎显,法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知此乎,则医之能事毕矣。”
这段话,见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名医赵濂(字竹泉)的《医门补要》,是对
“业贵乎专,言贵乎显”,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在业务上门门通晓,科科精熟,应该有所专擅;如果讲学或著述,则要注意显畅易晓,避免模棱两可、义晦辞涩。“法贵乎活,方贵乎纯”,这是对临证立法和处方的具体要求。医生治病,除熟悉所治病症的基本治法外,尚须知常识变,掌握变通的活法而又不越规矩、法度;至于处方,当力求纯净,切记杂糅。“治贵乎巧”,是说治病要巧治,它与“法贵乎活”是相辅相成的,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效贵乎捷”,即争取较快地获得良效,不要优柔寡断,丧失治疗良机。
做一个高明的医生,实非易事,但也并非高不可攀。赵濂认为,只要掌握了上述各点,“则医之能事毕矣”。赵氏本人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精于临症,熟悉古法而又善于在治法上变通和创新的医学家。“医贵乎精”这段话虽然文字不长,但内涵丰富,对后人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