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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西风东渐，
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不宁，南北战事难靖。在内忧外患之中，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深入人心。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医被认为属于旧学的阵线，日本留学西医
梁启超被西医误割右肾
1926年3月，梁启超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时医生检查确诊为肾
今天来看，这是一起
“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另一文人徐志摩也在5月29日的《晨报副刊》载文《我们病了怎么办》说：“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两人的言论，令事件全程公诸社会，协和医院一时压力极大。这时，梁启超却发表了一份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其英文件至今保存在病案中，中文则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文中说：
“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
梁启超的真实心迹与后续治疗
作为旁观者，人们不妨恭维梁启超的大度。然而，作为一个病者，梁启超的真正心迹如何？又是怎样治疗失误手术后的病情的呢？
梁启超选择协和进行手术，本来是自己选择“科学”的决定。因此事后梁启超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手术之后的梁启超，既然症状并未消除，对西医又失却信心，那如何治疗疾病呢？其实，他依靠的就是自己所谓的“中国旧医”。
早在此前，梁启超也曾用中医看病。1918年他曾患病，日本医生说是肋膜炎合并肺炎，后来又出现咯血，治疗十多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幸而此时老友唐天如去探视，为其处方中药。梁启超给朋友信件中屡次提到此事说，“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药，日起有功，
唐天如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精通医学，后去香港行医。梁启超与其相交甚深，据说他在做手术前本来也想请唐天如治疗，因唐无暇前来，所以才进协和。手术后并没有“越发健实”，不久尿血症状就复发。当时因正在北戴河养病，不能去协和医院，且有前车之鉴，于是再电唐天如前来。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处方十味：
“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启超做手术一周年之后，回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表明：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虽未完全断根，只要静养，已无大碍。
对西医宽容，对中医苛责
围绕梁启超割肾手术前后的争议，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思潮。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鲁迅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样的话，还曾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
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启超，不肯追究协和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
类似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曾患水肿，西医屡治不效，后来由中医陆仲安治愈。当时报刊报道胡适患的是糖尿病和肾炎，但后来胡适一直否认他的病曾被确诊，用意是不承认中医能治好这两种病。他们刻意讳言与中医的接触，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疾痛获愈不过是私人“小”事，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的病却是原则“大”事，只有如此苛刻，才能表明自己的“科学”精神。由此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树立的“科学”霸权何其强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