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抟.明代名医

虞抟，字天民，自号花溪恒德老人，生于明正统三年(1438)，卒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浙江义乌人，明代著名医家，代表著作为《医学正传》。虞抟之学术，以朱丹溪为宗，参以张仲景、孙思邈、李杲、钱乙等诸家学说，于理论、临床皆有所建树。在理论方面，提出“两肾总号命门”“造化天一生水”“两肾为五脏之根源”“三焦有名有形说”等；在临床方面，强调形、声、色、脉四诊合参，注重鉴别相似或相关病证。《医学正传》所载医案，颇为精当；所载祖传之效验方89首，内容涉及外感、内伤及妇儿疾病。其治疗上注重以扶正为本，以气血为要。虞抟深得家传，又能纵贯历代名贤之说而申明其大意。其所倡导的“正传”医学，有助于系统研究中医学术发展之源流与脉络，颇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主要著作

据《明史艺文志》言：“虞抟，《医学正传》八卷，《方脉发蒙》六卷”《金华府志》和《义乌县志》则记载还有《百字吟》《半斋稿》等，此外，还有些史料记载虞抟著有《域外奇观》《苍生司命》《证治真诠》《医学集成》《医学权舆》等刊行当世，惜多亡佚，现主要存有《医学正传》一书。此外，《苍生司命》可能是后人以《医学正传》为蓝本编撰的作品，《医学集成》《医学权舆》等著作，据考证基本确定非虞抟作品。

《医学正传》

虞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医学正传》，共计八卷，成书于明正德十年(1515)．乃虞抟78岁时完稿之作。该书集虞抟毕生之精力和祖传经验，根据《素问》《难经》之经旨，参以历代诸贤之说，融人己意。该书首列“医学或问”51则，其后论述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证90余种，病证之下有论、脉法、方法、丹溪活套、医案、祖传方等，共载方900余首，附医案44例（包括丹溪医案1例），祖传方89首。

《苍生司命》

《苍生司命》，共计八卷，由李锦首刻于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注明为虞抟所著。该书将“经论总抄”“四言举要”“内景图”等收录为首卷，以下分元、亨、利、贞四集，详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五官、妇科等病证75个，载方772首。

《证治真诠》

《证治真诠》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未记载，笔者亦未见。有文献报道，该书由虞抟撰写，后经明末义乌医家龚蒙吉重新汇集，虞国征删辑，于明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梓行。是书八卷，另附类方八卷，秘方拾遗一卷。现仅存残卷，流传甚少。据《松门龚氏宗谱》记载，龚蒙吉，字仲修，号观州。义乌人。邑廪生，精于医，通易经。著有《医方指要总括》《节要直讲》《医验元扣》《观州渔隐》。虞抟的《证治真诠》亦系经他汇编，才得以保存下来。

《医学集成》《医学权舆》

《（新刊）医学集成》十二卷，《医学权舆》一卷（一说四卷），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卷首・历代医学姓氏》中提到：“虞传……著《医学正传》《医学权舆》《医学集成》。”明代张凤逵原编，清代叶霖增订的《增订叶评伤暑全书》亦言虞抟著有《医学权舆》和《医学集成》，朝鲜许浚的《东医宝鉴》亦引用《医学入门》此观点。但明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诀》，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清代的《明史》《明史艺文志》，日本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现代文献如陈邦贤、严菱舟合编的《中国医学人名志》，李经纬的《中医人物词典》，何时希的《中国历代医家传录》等，均认为《医学集成》和／或《医学权舆》为傅滋所著。张芳芳对傅滋及其著作进行详细考证后，亦认为《医学集成》和《医学权舆》为傅滋所著，可能是由于虞抟是傅滋的老师，且名气较大，所以在医籍流传的过程中，一些人误将虞抟当作作者。

此外，虞抟曾在《医学正传》中言其立志“采历代名医治验，总成一书”，书名《古今诸贤医案》，遗憾的是，虞抟时已高龄，书未完稿而去世。其余著作，如《方脉发蒙》《百字吟》《半斋稿》《域外奇观》等书笔者未见，诸家记载均认为已佚。

二、学术特色

虞抟的理论造诣和临证水准皆谓不凡，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学在理论及临床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学术特色大致可归结为以下8个方面。

（一）溯医学源流，倡医学正道

虞抟将集其毕生精力之作，取名为《医学正传》，可见其对“正传”医学的重视。其于正文之首，开宗明义，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中医学自轩岐至金元的发展脉络。其首先强调《内经》为医学之祖，随后言及秦越人《八十一难经》，淳于意、华佗，张仲景《金匮玉函经》及《伤寒论》，王叔和《脉经》，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王冰《天元玉册》，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干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钱乙、庞安常、许叔微、张元素、刘完素、张从正、李呆、罗天益、吕复、朱丹溪、滑寿等。认为以上诸家皆是以医鸣世，可为后世医家效法之人。其简述诸家源流授受之学术特点，梳理了中医学理论及临床发展的大体脉络，论述简洁而精炼，为初学之人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不失为中医正统学习之典范。

其在《医学正传》中论治各类病证时，亦循此思想而展开，以证分门，每一门设总论、脉法、方法三部分，“总论”采择《内经》要旨为纲，继之综合历代医家典论，间附己意，简要叙述。“脉法”则以王叔和《脉经》论述为主，以历代名医诸论补充。“方法”包括辨证要点、方药法则等。伤寒多宗张仲景，内伤多宗李杲，小儿多本钱乙，其余杂病多以朱丹溪为宗，列有“丹溪方法”“丹溪活套”等，此外，对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等人的方药也多有引用，并附有祖传方、个人治验等。其论述端本澄源，纲举目张，正如其自序所言：“总不离乎正学范围之中。”

（二）释阴阳一体，论气血虚实

朱丹溪认为，相火易妄动而耗伤阴精，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其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提出：“人受天地之气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后世诸家对此多有阐发。如戴思恭独尊朱丹溪之学，从气血角度对朱丹溪的学术观点进行诠释。其明确指出，阴即言血，阳即言气；阳有余、阴不足，即是言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以气易化火，血易耗伤，来阐释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论。

虞抟则认为，朱丹溪之阴阳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其所言“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是从人身阴阳一体，《内经》之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观点而论。亦即机体内气有阴阳、血有阴阳。气虚为气中之阴虚，血虚为血中之阴虚，论证了阴在气血中的重要性及易损性，指出气虚治法可用四君子汤以补气中之阴，血虚治法可用四物汤以补血中之阴。虞抟认为，后世医家对气血阴阳概念有不正确的理解。如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指出：“是谓血病治气，则血愈虚耗，甚而至于气血俱虚。"虞抟指出，王纶的论点与李杲、朱丹溪俱不合。虞抟依据阴阳一体论，援引李杲之说：“阳旺则能生阴血，又日：血脱益气，古圣人之法也。血虚者须以参芪补之，阳生阴长之理也。”又引朱丹溪之言“产后当以大补气血为主”，认为王纶等医家“既日阳无所依而浮散于外，非参芪等药何以收救其散失之气乎”？所以，血虚当用参、芪等补气之药补之，即是阳生阴长之理。虞抟强调气血阴阳一体论，是遥承《内经》之旨，阐发朱丹溪之本义。

（三）两肾命门说

“命门”一词，最早见于《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云：“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灵枢・根结》云：“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灵枢・卫气》云：“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这里的命门，皆是指足太阳膀胱经的睛明穴，与后世命门学说关系甚微。而对于两肾，《内经》中未有左右之分，至《难经》始有左肾右命门之说，且认为命门为人体精神所舍，原气所附之处。《难经・三十六难》日：“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难经・三十九难》亦有类似记载。而在《难经・八难》中，又提出“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的观点，虽未直言命门，却与“原气之所系”有相似之处，对后世命门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晋代王叔和则在《脉经》中提出命门的诊脉部位，言“肾与命门，俱出尺部”。金元时期，出现了以刘完素为首的命门相火论，认为右肾命门属相火，为手厥阴心包经之脏，与三焦相表里，张元素亦有类似观点。继之李杲则更为重视命门藏精、系胞的生理功能。而朱丹溪则对命门的用药特点进行了发挥，《丹溪心法・补损》认为：¨诸补命门药，须人血药则能补精，阳生阴长故也。”认为命门用药不仅要重视阳气，还要补血填精，滋阴以育阳。

虞抟推崇金元四大家，但并不囿于金元时期的肾命门相火论，而是遥承《难经》的命门为“肾间动气”“原气所系”的理论，认识到“胚胎未成之际，先生二肾，即造化天一生水之义”；亦不拘于《难经》“左肾右命门”，明确提出“两肾总号为命门”之说。其云：“夫两肾固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关，虽为水脏，而实有相火寓乎其中，象水中之龙火，因其动而发也。愚意当以两肾总号命门，其命门穴正象门中之枨阑，司开阖之象也。"同时指出，肾为五脏之一，属作强之官，五行配属为水。而从两肾之形有二象论，“得以左右分阴阳刚柔而命为五脏之根元也”。并就肾命门与五脏的关系说：“于是左肾之阴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肾之阳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其四脏之于肾，犹枝叶之出于根也。虽然，但不可独指右肾为命门耳。”虞抟阐明“两肾总号命门”“造化天一生水”“两肾为五脏之根源”之说，指出了命门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对命门的部位和功用都有所发挥，促进了明代命门学说的发展和成熟。

（四）人体寿夭论

虞抟首先肯定了人体寿天，取决于先天元气的盛衰。《医学正传・医学或问》云：“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二肾，号日命门，元气之所司，性命之所系焉。"又云：“所谓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气也……其有生之初，受气之两盛者（父母元气皆壮盛也，余仿此），当得上中之寿；受气之偏盛者，当得中下之寿；受气之两衰者，能保养仅得下寿”。同时，虞抟又强调了影响人体寿天的后天因素，提出外感内伤及地理气候因素影响人体之寿天。其云：“或风寒暑湿之感于外，饥饱劳役之伤于内……故上古神农氏尝百草、制医药，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尽乎天年也。”此言疾病会缩减人之寿命，强调医药可以在祛病的同时延年益寿。

虞抟在其著作中，着重阐释了地理气候因素对人体寿夭的影响。《素问・五常政大论》论述了寿天与地理气候的关系：“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对此，虞抟引王冰之注释说：“阴精所奉，高之地也。阳精所降，下之地也。阴方之地，阳不妄泄，寒气外持，邪不数中而正气坚守，故寿延。阳方之地，阳气耗散，发泄无度，风湿数中，真气倾竭，故夭折。”同时，又对《难经・七十五难》中所谓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之本义进行阐发。其在《医学正传・医学或问》中云：“西北二方，在人为肾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脏常恐其不足；东南二方，在人为肝木心火所处之位，二脏常恐其有余……夫肾水既实，则阴精时上，奉于心肺，故东方之木气不实，而西方之金气不虚，此子能令母实，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亏，此阴精所奉于上而令人寿延也。若夫肾水虚弱，则无以制南方之心火，故东方实而西方虚，其命门与胞络之相火，皆夹心火之势而来，侮所不胜之水，使水日亏而火日盛，此阳精所降于下，故令人夭折也。”虞抟以王冰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主人身之五脏论，详释《内经》关于¨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的理论，指出了地理环境对人体寿夭的影响。

（五）四诊合参论

关于中医诊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载扁鹊擅长“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可见中医诊法历来是提倡四诊合参的。自晋・王叔和撰《脉经》，对脉学理论及应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并在编次整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时将“辨脉法”“平脉法”编人其中后，致历代医家对四诊中的脉诊更为重视。加之脉诊的“脉理精微，其体难辨”的特点，更促进大量有关脉诊的著作问世，脉学运用研究不断兴盛，而对其他诊法则有所忽视。正如虞抟在《医学正传・医学或问》中所言：“今人惟效脉法，但知其一而遗其三焉。”

虞抟着重从形、声、色、脉四诊合参以阐释病证。特别是在《内经》基础上，参以诸贤之论，对形、声、色诊加以详细的理论及临床总结。如其言“形诊者，观其形以知其病也”，是从形气与病邪有余不足论，详细论述病机及治则治法；其言“声诊者，听其声以验其病也”，是从声音之高厉微弱、音色音质辨所病为何；其言“色诊者，视其面之五色，以察其病也”，是从青、黄、黑、赤、白五色的色泽辨生死，辨四时之令色，观五脏之五邪。虞抟在精于脉学，重视脉诊基础上，提出形、声、色、脉四诊合参，实为中医诊法之要旨。

（六）亢害承制论

亢害承制理论，首见于《素问・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制也。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王冰注解《素问》，以自然界六气间的承接制约关系来阐释亢害承制理论，认为“诸以所胜之气乘于下者，皆其标盛，此天地造化之大体尔”，即自然界的诸多现象，都是通过其内部进行自我制约调节的结果，而且具有规律性可循。历代不少医家，亦对“亢则害承乃制论”加以不同阐释。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在王冰注释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兼胜己之化的理论，把“亢害承制”理论和人体脏腑病变联系在一起，认为病理变化中，会出现本质与现象不一致的情况，即五运之气偏亢过度，会出现“胜己之化”的假象。王履则认为，“亢害承制”是人体“造化之枢纽”。虞抟以元气为本论，发王履之未发，在《医学正传・医学或问》中，阐明亢害承制乃“制者，制其气之太过也；害者，害承者之元气也”。强调元气在亢害承制中的重要性，并对元气加以解释。其云：“夫所谓元气者，总而言之，谓之一元；分而言之，谓之六元。一元者，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复生水，循环无端，生生不息。六元者，水为木之化元，木为火之化元，火为土之化元，土为金之化元，金为水之化元，亦运化而无穷也。"此言元气为本源，化生五行；五行间递相资生，化生六元之气。

无制之承，即是对其承者元气的损害。虞抟还以子来救母，阐发亢害承制论。如其所云：“假如火不亢，则所承之水随之而已；一有亢极，则其水起而平之。盖恐害吾金元之气，子来救母之意也，六气皆然。”对于“承”字的解释，王履言“承犹随也……有防之之义存焉”（《医经溯洄集・亢则害承乃制论》）。虞抟进一步解释为：“以下奉上故日承。其五行之道，不亢则随之而已。一有所亢，则起而克胜之也。”认为《内经》所谓“外列盛衰者”，是指“所承者力衰，而所亢者极盛，制之不尽耳，在天地则为六淫，在人身则为六疾。害则败乱者，言无制之变也，所承者衰甚而无气，故所亢者其势纵横而不可遏也，在天地则大块绝灭，在人身则病真而死矣”。说明亢而有制则生化不息；亢而极盛，制之不尽则产生危害，在自然界表现为六淫邪气，在人身则产生各种疾病，而亢盛无制则危害无穷。

此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历代医家对此多有不同阐释。虞抟则依亢害承制，元气为本之理，从造化胜复的角度对此进行阐释：¨少而壮，壮而衰，衰而复生，循环无端，生生不息。经虽不言衰而复生，其理实在其中矣。”指出人身之火宜少而不宜壮，少火是生生之气，是生理之火；壮火则是衰败之气，是病变之火。少火能滋养真阴，壮火则烧烁元气，认为“壮火食气者”是指元气见食于壮火；“气食少火者”，是指元气见助于少火；“壮火散气”是指壮火耗散元气；“少火生气”是指少火滋生元气。火壮而亢极，则兼水化以制之，乃为《内经》亢则害，承乃制之意。并进一步解释朱丹溪所谓以人身动气而论的相火，即言生气之少火，人非此火不能生；而李东垣之“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言其不可亢也，即言壮火耗散元气之意。虞抟对前贤妙论予以更为明晰的阐发。

（七）三焦相火论

《素问・灵兰秘典论》日：¨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难经・三十八难》云：“所以腑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其经属手少阳。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其后之历代医家，对三焦有名无实，或位胸膈之中，或为胸中之脂膜，论说不一。

虞抟则提出三焦有名有形说。其在《医学正传・卷之一・医学或问》中，以“凡万物之有形质著乎地者，必有象以应乎天”立论，指出：“在地有木火土金水之五行，在天则有风热湿燥寒火之六气，盖人肖天地，其五脏六腑之具于身者，与天地造化生成之理若合符节。”六气中惟相火游行于天地上下气交之中，故“人身之相火，亦游行于腔子之内，上下肓膜之间，命名三焦，亦合于五脏六腑”。虞抟基于五运六气理论，诠释三焦与相火的关系，以脂膜腔子相火之说论三焦，并从六腑在体内具有盛贮诸物的特性，提出三焦为“包函乎肠胃之总司也。胸中肓膜之上，日上焦；肓膜之下，脐之上，日中焦；脐之下，日下焦，总名日三焦，其可谓之无攸受乎。其体有脂膜在腔子之内，包罗乎六脏五腑之外也”，对三焦的生理特性和三焦分布进行了精当的诠释。其后，张介宾《类经・藏象类》以有名有形论说三焦，亦言三焦为“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关于相火，刘河间以肾论相火，李杲以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论相火，张子和以胆论相火；虞抟则承朱丹溪之说以肝肾论相火，并言相火分属于心包络、胆、膀胱和三焦诸腑，而非皆寄于胸中。《医学正传・医学或问》指出：“相火固无定体，在上则寄于肝胆胞络之间，发则如龙火飞跃于霄汉而为雷霆也；在下则寓于两肾之内，发则如龙火鼓舞于湖海而为波涛也。”认为三焦为相火恒动的通行之所。

（八）运气之用论

王冰将运气七篇大论补人《素问》，由此提升了运气学说在医学中的地位。北宋及金元时期，是运气学说发展的鼎盛时期。北宋年间，运气学说得以大力提倡，刘温舒的《素问人式运气论奥》，对运气概念、理论做了详尽阐释。虞抟对运气学说颇为重视，在论述病证时，常引用《素问》中运气七篇大论的观点，如论痞满，云“备化之纪，其病痞”“太阴所至，为积饮痞膈”等。但由于运气学说深奥难明，加之其时运气学说多被人用以占卜，或不经问证察脉直接用以推算疾病，故而引发异议，对此虞抟是明确反对的。

虞抟于论著中明确反对元・马宗素《伤寒钤法》所述：“以病者之所生年月日时，合得病之日期，推算五运六气，与伤寒六经证候无不吻合，谓某日当得某经，某经当用某药，而以张仲景一百一十有三方按法施治，如太阳无汗麻黄汤、有汗桂枝汤之类，使后学能推此法，不须问证察脉，但推算病在此经，即用此经之药，实为医家之快捷方式妙诀也。”认为“此马宗素无稽之术，而以世之生灵为戏玩耳”。虞抟认为，对运气学说应深究、精通并正确运用，方能应验临床。即所谓“上古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十干配而为五运，以十二支合而为六气，天以六方寓之，岁以六气纪之，以天之六气，加临于岁之六节，五行胜复盈亏之理，无有不验”。虞抟强调指出“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为运气钤法，取仲景之方以治之，是盖士师移情而就法也，杀人多矣”。并告诫后人“幸勿蹈其复辙”。主张运用五运六气学说，当从临床实际出发，而不是机械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