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文.当代名医

钱伯文(1917年～)，男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知名的中医治疗恶性肿瘤专家。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班导师，1995年被评为市名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

1938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名誉委员，上海中医学会理事，上海市肿瘤学会委员，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上海中医学院中药系副主任，上海中山医院肝癌病区顾问，厦门大学抗癌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现任上海中医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研成果

(1)“辨证论治213例颅脑肿瘤的疗效观察”获1987年度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2)“人体胃腺癌裸鼠模型建立”获上海中医学院科技成果三等奖;

(3)《原发性肝癌》（参加该书中医部分编写）获上海市科技成果特等奖。

学术观点

一、扶正与祛邪辨证运用，攻破补养并举兼施

祖国医学在治疗疾病时所应用的法则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导师将此概括为扶正与祛邪两大类法则。因疾病的发生与正气的虚弱有着密切关系。如《灵枢・百病始生》篇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因此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导师提出了扶正与祛邪辨证运用的理论体系。导师指出祛邪不能离开扶正，因为扶正能调动机体的积极因素，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扶正不能忽视祛邪，因为祛邪能消除致病因素，如前人有“正足邪自去”“邪去正自安”之说。

钱师指出肿瘤疾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肿瘤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各个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而确定治疗方法。扶正是为祛邪创造必要的条件，祛邪是为达到保存正气的目的，临床上必须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猛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这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过来，如果片面地强调只用扶正药补药，不用攻药去消除肿瘤的话，那么就会姑息养奸，不仅不能使肿瘤缩小，而且会使肿瘤得以增长，因此，在治疗中钱师反复强调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病机能，又要祛除病邪，使癌肿在体内逐渐缩小和消失。扶正与祛邪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二者不可偏废。

钱师认为扶正与祛邪的辨证应用，是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关键。以往治肿瘤一般是早期攻邪为主，中期攻补兼施，晚期以扶正为主，而导师并不拘泥这一规律，认为早期也应补，晚期也应攻，全赖病情的标本虚实，轻重缓急而兼顾攻补，尤其治疗晚期患者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须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即补中有攻，扶正与抗癌并举。

钱师宗古人“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医宗必读・积聚》）和“正气虚则成岩”（《外证医编》）之意，认为肿瘤之形成，本身就是由于机体功能虚弱，不能抵御外邪，致邪气内侵，造成人体气血阴阳失调所致。即所谓的由虚致实，由实致虚。临床观察，发现大多数病人都不是单纯地表现实证与虚证，而是虚实夹杂，病情复杂。因此，钱师处方大多数是攻、破、补养并举。或大队攻破药中加入扶正方药；或于大队补养药中加攻坚之药；或攻破补、养，兼施同用。这与肿瘤患者本虚标实的病机是相适应的。

钱师对本虚标实之肿瘤患者，尢其对晚期患者注意补中有泄，因补而不通可致气壅留邪，又使药力难达病所则病邪更盛，正气亦竭而入危矣。故导师言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须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如癌晚期宜健脾、益气、和胃、利湿治疗，选用黄芪、白术、茯苓，白扁豆等健脾益气、和胃化湿双功俱备之品，在大剂量作用下，屡见效验，药后患者脾醒纳增，脾胃气机得以通降，而面浮足肿者则现小溲转利，肿势消退。导师说肿瘤为有积之物，此病非攻难消。宗“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之意，导师酌情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化痰祛湿，软坚散结等法，但患者多兼正气虚亏，宜根据病情攻中寓补才能攻而中的，补而应手。导师临证常取扶正为基础、攻坚为主导的治疗方法，并注意到攻坚之品有耗伤正气之虞，故在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药物时常以益气健脾、补气扶正之药佐之。

二、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就是运用四诊八纲为主要手段综合临床各种证候表现，来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机及发生发展的规律，认识和辨别疾病的部位、寒热、虚实以及传变转归等，然后确定治疗的方法。一般讲，证是由病而产生，由于病在人体内可造成器质性的病变，出现人体抗病反应亢进或减退反映的现象，这即是证。证是有严格的阶段性，不同阶段出现不同的证，有时只反映人体患病之后的某一方面的异常变化。肿瘤是复杂的病变，在其发生、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都可同时出现几个不同的证。而各种肿瘤为病反映了其发生发展以至结束的全过程，是全面反映了一种疾病在人体各方面的异常变化。导师依古人之训，并汲取现代医学之精华，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弥补了中医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不足，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工具，通过物理生化等各方面的检查，作出较正确的诊断和从病因学角度上找出治疗依据，消除致病因素，促进机体修复，确定治疗原则，这是医学的重大发展，也正是发展祖国医学中急需补充的科学知识。因此，钱师主张辨病和辨证有机结合起来。根据肿瘤不同部位病变和其细胞特性选择一些对其治疗作用较强的药物。如对胃癌痰气凝滞者，治以燥湿化痰、软坚散结，用香砂六君子汤；对瘀毒内阻者，治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用普济消毒饮、四生丸、消痈汤。并常选用白花蛇舌草、仙鹤草等。对脑瘤痰湿内阻者，治以化痰开郁、消肿软坚，用温胆汤、涤痰汤、指迷茯苓丸；对肝肾阴虚者，治以滋肝补肾，用杞菊地黄丸、一贯煎；对气血瘀滞者，治以活血化瘀，用血府逐瘀汤，并常选用蛇六谷、黄药子、昆布、海藻、夏枯草、生南星、冰球子、象贝母、天虫等。

钱师善用具有抗癌活性的清热解毒药和活血化瘀药。因为热毒和瘀血是肿瘤的主要病因病理之一。历代医家多指出，症积、石痈、痞癖、噎膈以及肚腹结块等与瘀血有关，恶性肿瘤常有邪热瘀毒蕴结体内，炎症和感染往往是促使肿瘤发展和病情恶化的因素之一。故中医学认为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是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法则。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也提示清热解毒药不仅具有直接抗癌作用，而且还具有消炎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等多种作用。清热解毒药能控制和消除肿瘤周围的炎症和感染或减轻其症状，在恶性肿瘤某一阶段起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肿瘤发展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癌症患者大多呈高凝状态，癌细胞周围有大量纤维蛋白堆积和血小板凝集，而活血祛瘀之品可以阻滞凝集作用，使癌细胞暴露从而易受免疫机能与化疗药物的攻击。导师宗这些辨证与辨病的方法，结合使用临床获效良好。

三、百病皆因正气虚，重视肝脾肾的补益

祖国医学认为肿瘤的形成生长过程是一机体内邪正斗争消长的过程。肿瘤的形成是正气先虚然后客邪留滞，引起一系列病变后果。人的正气是维持机体的生理功能并有抵御外邪的能力。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钱师认为肿瘤乃正虚邪实之病，遵古人“损者益之”与“治积者，当先养正则积自除”之训，认为运用好补法，实为治疗之关键。这既是补虚的需要，又为攻邪创造条件。

钱师教导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是与脏腑密切相关的，其中脾胃肾的功能尤为重要。《医学心悟・论补法》谓：“胚胎始兆，形骸未成，先生两肾，肾者，先天之根本也。圃地一声，一事未知，先求乳食，是脾者，后天之根本也。然而先天之中，有水有火，曰真阴，曰真阳，后之曰真，则非气非血，而为气血之母，生身生命，全赖乎此。……至于后天根本，尤当培养，不可忽视。”因此，钱、师临证很重视脾胃肾的补益。脾胃居于中洲，脾主运化水谷，胃主受纳腐熟，脾升胃降，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吸收与输布，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导师用药首先重视补益脾胃，脾胃之气得以充养，后天之本得固，方能使病情渐缓得效。《景岳全书・补略》谓：“补方之制，补其虚也。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芪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是也。”正此所谓，钱师临证既重视脾气，又重视胃阴，常将补益脾气与滋养胃阴相结合，多选用异攻散、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方补脾气，同时用沙参麦冬汤、麦门冬汤等方滋胃阴，做到补脾气不伤胃阴，养胃阴不碍脾气。导师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脾胃虚弱常贯穿肿瘤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久病入肾，日久导致肾阳的温煦作用失常，尤其是晚期患者呈现一派脾肾虚衰之象。古人说：“若先天坦气荡然无存，虽有灵芝，亦难续命。”(《医学心悟・论补法》)，《灵枢经・官能》亦言：“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类经附翼》中载：“所谓真阴之治者，凡乱有所由起，病有所生，故治病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元精，此即有真阴之谓也。”王太仆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钱师遵前人之理，治先天根本，有水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地黄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附桂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并主张取附桂八味丸长服，以奏温阳补肾之效，同时配伍补益脾胃、温煦中土之剂，兼顾先天、后天，治脾肾为主矣。

四、积聚之成乃气滞之故，理气乃治本之法

《类经》曰：“人之有生，全赖此气”。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它作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对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起重要的作用，而气的正常调节，使人体构成为内外协调的有机整体。内经谓：“气者神之母，气清则神畅，气浊则神昏，气乱则神劳，……人以气为道，道以气为主，生道两存，则长生久视。”说明气机畅达，才能使人身元气得以固守，充达周身。

气的调畅通达是五脏六腑功能统一的基础，气的运动即是气机，其形式总括为升降出入，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均是通过气机升降出入运动而具体表现出来，所以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是脏腑生理功能得以进行的根本。五脏各有其气，气在体内具体表现为脏腑之气，发挥其生理功能，五脏之气，上下交融，前后相贯，左右相济，则三焦通泰，阴阳燮理，生生不息，运化无穷，所以气机的升降出入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当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等各种致病因素。作用机体，致气机失调，影响脏腑经络、阴阳气血各方面的机能活动，从而发生种种病理变化。

《素问・举痛论》篇说：“百病生于气也。”导师遵经言认为气生百病，变化万千。然概括起来不外乎“气不和”和“气不通”，气不足或气余是气不和的表现，气滞或气逆是气不通的征象。《灵枢・百病始生》篇说：“气上逆则六俞不通，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凝蓄，蓄而不去，而积皆成矣。”《儒门事亲・五积六聚治同郁断》：“忧思郁怒，气机不和，日久聚而成积。”说明气机失常是肿瘤最基本的病理变化之一。钱师临证强调“辨证求因”，指出肿瘤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症”，常可见“气滞”“气郁”之象。如胃癌、食道癌病人多见胸脘胀闷，嗳气、疼痛等症;肠癌症人常出现下腹部胀痛，大便时里急后重等;乳腺癌病人常出现肝气郁结、乳房胀痛等，凡此种种都不难辨出气机失常是最基本的“病因”和“病机”，其中脾胃气滞肝气郁积与之关系尤为密切。脾胃之运化水谷的功能，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若疏泄失常，逆传脾胃，则升降失司，或饮食劳倦，损伤脾胃，导致脾胃气机障碍，致使气滞血瘀，水湿停留不行，饮食积滞不化，痰凝湿聚，日久积聚症瘕。因此钱师指出调理气机是治疗肿瘤的重要治法，理气乃治本之法。通过疏肝理气、宽中理气、降逆理气等常法，以调整脏腑功能，使人体气机畅通，血脉通利，升降有权，出入有序，阴阳平衡。临证钱师常选择一些疏肝理气的药，适当加一些引入肝经和归肝经的药，如枸橘李、川楝子、广郁金、八月札、枳壳、广木香、佛手片、青皮、陈皮等药。这些药为疏肝调理脾胃气滞之佳品。同时，钱师用理气药时酌情与活血祛瘀、消导积滞、清热利湿、化痰散结法配合，既使气机通达，又能祛除病理产物，如气滞而兼血瘀者配合丹参、赤芍、桃仁、红花、三棱、莪术等一起用;气滞而兼痰凝者配合半夏、南星、昆布、海藻、象贝母等一起用;气滞而兼湿阻者配合苍术、白术、米仁、茯苓等一起用;气虚兼气滞者就配合黄芪、党参、甘草、扁豆等药一起用。

五、遣方用药以固护胃气为要

钱师在治病处方中，特别注重调理脾胃，鼓舞胃气，以扶后天之本，指出只有脾胃强健，才能生化无穷。时时强调脾为阴土，胃为阳土，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亦谓之气血阴阳之根蒂。气机的正常升降，有赖于脾胃;脾气以升为宜，胃气以降为和，升清降浊使水谷之精气灌溉五脏，滋养周身，同时排泄糟粕，使脏腑精气上下流行，循环化生。脾胃气虚，升降失常，脏腑经络、四肢九窍失常，便会产生种种病端，所谓“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脾虚则九窍不通”。因此，治疗用药务必注意增强胃气，提高食欲，此实为改善症状，延长生命的重要关键之一。《脾胃论》曰：“人以胃气为本。”胃气一败，百病难施。《医学集成・用药如用兵》谓：“如善医者，必先审胃气，然后用药攻邪……盖行军以粮食为先，用药以胃气为本，军无粮食必困，药非胃气不行。”钱师遵古人之旨，处处重视顾护人之胃气以护正，又做到补益而不碍邪。注意避免药性偏香燥伤胃阴、偏滋腻留脾湿、偏苦寒伤胃气等副作用。《医醇滕义・自序》云：“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毒药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亦即和法缓治也。谷求近效，反速危也。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张氏医通》指出：“苦寒过投，将有败胃之忧，甘平恒用，却无伤中之害。”《折肱漫录・医药篇》亦谓：“胃为水谷之海，六腑之在原也。故人生以胃气为本。善养生者，勿轻伤胃气，苦寒之药不可多服，致损化源。”古人之言为钱师所称道，故常选药性平和之品，力求温而不燥，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以维护胃气为要。新病者，补偏救弊，宜用其偏;久病者扶元养正，宜用其平。常取茯苓、炒白术、陈皮、砂仁、佛手、生米仁、熟米仁、皮尾参等平和之品调理脾胃;选当归、参三七等性温不燥而能活血养血之品消瘀止痛;取石斛、玉竹、太子参、扁豆、莲子肉等平补之品补养气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