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炳奎致胡锦涛：挽救中医，刻不容缓

提要：中医只有从西医主导的卫生部独立出来，成立单独的中医部，才可能有出头之日。

本文由吕炳奎致胡锦涛、温家宝建议成立独立的中医药部的两封信，和骆诗文的一篇专访构成。详细描述了中医建国以后被压制和排斥的历史，和西医主导的卫生部打压、消灭中医的策略和方法。这样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

下面的是中医世家、新四军老战士、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先生2002年11月15日在新的总书记当选之日写的信。（吕老已于2003年12月10日逝世）

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

致胡锦涛主席的信

胡锦涛总书记:

现向您报告有关中医药学遭遇到有史以来没有过的灾难事实。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一流传了数千年未中断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学科。它又是一活文物，中医药学没有因为它的古老而在现今丧失治病的功能和极高的疗效，因为它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具有超时代的内涵所致。说到文物，对文物保护有整旧如旧、原汁原味的要求，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中医药学。现今，卫生部等部委对中医药采取了以现代化的道路去改造它，要对中医药进行“创新”，这将把中医药的原汁原味彻底破掉，这是个错误的路线。中医药学在现今，不存在创新的问题，而只有继承、发扬和提高之路。原因很简单，中医药学在高等教育上已完全被西医化，继承都已经成为问题，如何去创新？

建国53年来，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中医药一直是十分关注和保护的，谁反对和要消灭中医药学，就会给予严厉的批评、直至撤职处分。解放初期，就有对当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消灭中医药政策的行为给予行政撤职处分的先例（部长是民主人士李德全）。但是，这并未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权上给予分开，使得中医在卫生部内长期受到西医的排斥和压制。可以说，中医被西医统治了53年！因为有了王斌、贺诚被撤职的前车之鉴，反对中医药的势力，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学的勾当。由于卫生部长期以来均是西医掌权，现今，在消灭中医药学的进程中，已经获得节节胜利。2002年11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这个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的破坏了，是西医消灭中医药学的重要证据，也是它蔑视中医药学的一块耻辱牌。

对西医消灭中医的做法，或者说以西医改造中医的做法，庄子在《应帝王》中有一很恰当的比喻，其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中医药与西医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实行中医药现代化，其意就是要中医药西医化，这与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异曲同工。

由于中医药学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促发剂。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开始增大，在许多国家政府以及人民也开始承认和接纳中医药学的时刻，中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却在做着过去连殖民主义者和汪伪汉奸都未做到的事——消灭中医药学。这不光是广大中医药从业者所不能容忍的，一旦真相大白，全中国人民也是不能容忍的。故针对当今这种打着发展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干着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党中央及中央政府应当顺应中医药界以及中国人民的心声，采取有利于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行政措施，即将中西医在行政上分开，各自独立管理，真正让中医药学在没有西医干扰的前提下重新获得生机。这对提升中国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国人对党和政府的拥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挽救中医药学不被消灭，特提出以下解决办法，望能充分考虑，给予实施，真正以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生死存亡为基点去挽救中医，也必然会得到中医药界和中国人民的拥戴。

一、解决办法

为能使中医药学真正按照自身发展和存在规律弘扬起来，针对现时对中医药学的错误认识和一切以美国医药标准为中药标准的错误做法，防止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为幌子，去削弱和消灭中医，我的建议如下：

1.建议中央以保护中医药学为由，将卫生部一分为二，设立中医与西医两个在行政等一切方面平等的行政机构，终止建国53年来西医统治中医的行政模式，使中医能够独立管中医，能够和西医平等竞争，相互补充，现今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仍是被西医统治的，故没有起到设立它的应有作用；并推荐现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同志负责中医药的领导职务，他是中医药学徒出身，对中医药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知识，并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现年57岁，是中医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2.为能使分治后的中医药行政部门真正按自身发展规律存在下去，应加强和扩大中医药行政部门的相应权力，与现行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中医药行政部门至少应有以下权力：

（1）首先将中医药的教育权从卫生部移交给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

（2）由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起草有关中医药的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上报人大批准；对以前限制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宣布它不适宜中医药界，只适用于西医药界；

（3）有确立中医药的研究课题的权力，可与科技部协商，如确立中药自身的符合中医药的鉴定标准，废除以美国医药鉴定标准为中医药的标准的规定和做法；

（4）中医行政部门有按照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审批中医师职称以及设置临床机构的权力；

（5）确立中医药和西医药在行政上，医疗上，地位上的平等原则及法律，使它们在为人民治病上获得同等地位。

3.应在中央或国务院成立一支持中国文化中各个学科发展的小组或委员会，保障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独立发展和存在。如，在此框架下，成立中医药专家委员会，人员由中医药界著名老中医、老药师、和坚决支持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行政官员和教授、讲师组成。其负责监督指导和协助中医药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防止偏离中医药发展的正确路线。

二、现时状况

经过调查，中医药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关心中医药存亡的人已不局限于中医药界，如，现代教育报编辑郝光明，年仅28岁，对中医药的处境做了调查，在2001年10月写出了“救救中医吧”的系列报导，对中医药学的失落痛心疾首，虽然文章上有些偏激和不熟悉新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但是，他从此不知去向。

现将各方面的现实汇报如下：

1.现今虽已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但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卫生部，加上其现行司局长以上官员从未对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和法律法规进行过抵制，没有起到促使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作用。这是西医统治中医的管理模式所造成的。

2.现今中医药学的管理权已被各大部委瓜分，如科技部、经贸委、###、农业部、药监局、卫生部、商业部、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都有权插手中医药学，造成中医药学在管理上多头而无序，并且大多部委全是不懂中医药学的人在管。

3.《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者，方能参加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均没有这种学历，基本上是学徒出身，造成大量的中医师失去了行医资格。

4.取消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不顾中国百姓的治病习惯和方便就医，既伤害了百姓的感情，又增加了他们治病的麻烦，也使大量的中药店倒闭，大量中药从业人员流失。

5.中医师现今就是具备了开设门诊部的资格，也无法申办，全国已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门诊部，而且，就是准许设置，其硬件及注册资本也会令人望而却步：门诊部必须大于300平方米，注册资本也不菲。

6.中医师临床用的自制药是每个中医师都必须掌握的技术，而对中医师自配药的限制，约束了中医师治病的手脚，并且，经常被执法部门随意扣上销售假药的罪名。

7.将中药定性为农产品，将其种植权放开，由农民自行决定，并不顾中药产地的特点，随意改变具体中药种植的产地，这对中药的药性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造成中医治病的疗效大降，给患者造成痛苦，也使假药充斥中药市场；

据国家药监局文件［国药监市（2001）497号］中披露，对全国17个中药专业市场的抽检结果，不合格率最高的竟达到95.1％，最少的也有25％，总体看，17个市场中不合格率在50％以上的有11个，其中超过90％的有6个；

8.中药饮片是中医治病的主要物质基础，它是经过数千年实践而来的，是中医中非常科学和方便配药的物质基础。现今所推行以颗粒饮片来代替实物饮片的方法，破坏了中医师配药的规律，颗粒饮片的药性远不如实物饮片，况且它还给储药、配药、病人冲服带来了大麻烦。颗粒饮片的强行推广，并将此说成是中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将把中医药破坏殆尽。

注：颗粒饮片：是把中药单味药提取浓缩，然后加入淀粉糊精制成颗粒，分小包装装入塑料袋内，服用时根据处方的各味药的颗粒饮片混合起来冲服。这种剂型同传统中医开处方用中药饮片煎煮成汤药有很大的区别。……并且，这种颗粒的价格比普通中药饮片平均价格高出2～3倍，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和公费医疗的支出；由于工艺简单，全国所有中成药厂都能生产；由于把有形的饮片变成了细小的浓缩颗粒，肉眼不能分辨其所用药材的真伪，因此极易被假冒仿制，市场上又很难监管。……因为生产中加了糊精淀粉，且用塑料袋包装，因此又很容易受潮变质，存放期短，占空间大……等等。

9.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可见中医药学在教育上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

10.中药出口以及对中药的鉴定标准，不按中药自身的标准鉴定，反而以美国的标准，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中药的地位，在客观上否定了中药的药性。

11.贬低中医药学的学术地位，以及在中医药学教育上的随意性，使中医药学成为一部分人骗医的招牌。如有关部门举办的针灸学习班，时间只有1～3个月，就可以拿到盖有卫生部大章的结业证书，很多学员拿此在国外开起了诊所……败坏了中医药学的名声。

12.中西医在行政上的不平等。长期以来中医一直受到西医的统治，在经费上的分配就可以看到，中医的经费只占有很少一部分；中医的人数，1950～1958年时近50万，1978年时只有25万，现今也只有38万，而西医人数则由1930年时的4000人，到现今的200万人，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中医已接近被消灭的边缘。

13.中医院说是中医，实质上仍是以西医治疗手段为主，中医为辅。全国几乎没有一所纯中医医院，中医成了西医的附属品。这还不如韩国，韩国对中西医有明确的规定，即西医不得使用中医方法和中药，中医也不得使用西医方法和西药，这个规定我国是可以借鉴的。

总之，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现代西医学是无法与它相比的，如果现在不去纠正对中医药学的错误做法，不断然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上分开，还延续现今的管理模式，那么，中医药学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落，如果这样，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有关历史情况

1950－1951年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还邀请了余云岫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卫生部错误地轻信了余云岫的话，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因此，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不久，中央的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毛主席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1953年初，我在南京，时任中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刚从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正值年关。柯庆施出面在其家里邀请南京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吃年夜饭（当时的中科院尚在南京，还未迁来北京），在席间，柯庆施传达了中央对卫生部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撤销了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职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咱们新四军中还真藏龙卧虎呢，吕部长是名医出身，叫‘中医司令’，那时兵荒马乱，名不副实，现在该归队了，中医的事业让他来搞吧。可以先办一家中医院，并成立一个中医学院。”这样，大家纷纷表示赞成，我也很高兴重操旧业。

过年后，年初五，省委开会做了正式决定。任命我为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

我即利用卫生厅原有的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学校改为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把学员培养为师资，集体编写中医教材，这所学校共培养了二百多名中医药师资，编写出第一套中医药系统教材。这二百多名学员（师资）以后支援到北京40多名，其中大多成为日后北京有名的中医师，有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等，还支援了河北、河南、内蒙等省区的中医院校。中医药学的第一批师资与教材，全是我在南京办起来的。

1956年，我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此时，李德全部长，徐运北副部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郭子化副部长具体领导我的日常工作。中医工作在这个时期（大约一年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有南京中医药学师资和中医药学教材的基础，北京中医学院经过半年的调整，进入正规教学。以后，为了团结西医，响应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这是中医工作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另外，为使西医能学好中医，专门让南京又编写了《中医学概论》，并推向全国使用。后来的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全是我一手推动办起来的。

中医药学受到毛主席的直接关心，有了很大发展。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对此，我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此后，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0多天），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我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还将我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得到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我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

但是，由于中医管理部门一直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即西医领导之下，到了60年代，卫生部某些领导仍然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为此，自1964年9月7日，1965年1月13日，7月12日，我针对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的错误做法，连续给毛主席写了三封信，向他直接汇报和反映这些问题，使中医事业又得到了一时的发展。

“文革”期间，中医药事业遭到了破坏，文革后，中医药界大减员，由1958年的50多万，锐减到1978年的25万多人，中医药学面临着失落的危险。西医学术上的偏见，影响到卫生部行政领导，中西医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这种偏见的状况。虽然在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中医药学，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政策，把中医药学从绝境中解放出来，旧中国那种“中医饱受欺凌摧残，祖国医药学日趋湮没”的境况得到改变，中医药学得到了新生，中医药事业有了发展；但是，由于学术上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而且根深蒂固，对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鄙视、歧视中医药学的错误态度和把中医药学体系放在医药体系的最低位置的做法，始终没有解决。1980年，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我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长期发展，长期并存，把三者置于同等的地位。三支力量的方针，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几十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三支力量的方针，在1982年衡阳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医药发展的方针。会后我即退居二线，当时的部长崔月犁同志虽然竭力支持中医，弘扬中医，对中医药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卫生部对中医药学的偏见和压制，已经无法改变，三支力量的方针没有得到执行。中医被西化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虽然此后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但又是主张中医西医化的人在掌权，中医想走按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无法实现。而中医药学的教育大权又放到了卫生部，也是中医教育走向西医化的一个原因。

如果现今不去纠正中医西医化和中药现代化的错误做法，不给中医药学独立的行政管理权，那么，不出十年或再长些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医这个名词永远存在着，中药中的植物、动物、矿物也都存在着，只是会用这些药物的中医师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再去纠正就为时太晚了，后人将会骂我们这代人是消灭民族文化和民族瑰宝的罪人。中华民族独有的宝库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华民族连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中医药学都保护和继承不了，将无颜面对全人类！我作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者和见证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中医药学的复兴大肆呼吁，希望总书记注意到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自尊心以及代表了比现代西医学水平更高的学科——中医学的命运，认真考虑这一有关中医药学生死存亡的建议。

此致

敬礼！

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人寄与厚望的

吕炳奎

地址：北京德胜门内大街68号邮编：100035

2002年吕炳奎致温家宝总理的信

家宝同志：

您好！

获悉，您同意成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并让我提名，令我十分高兴。中医药国宝有救了。

但是，中医药部的第一任人选对中医药在现今的“起死回生”有着决定意义。我希望您能接受我的建议与提名，让骆诗文同志担任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他是中医界难得的干部人才。

张文康近几年来对中医药实行消灭政策，是不能宽恕的。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

虚龄九十老中医吕炳奎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因瞒报非典疫情，2003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撤职，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以上内容，出自吕炳奎先生之子，吕嘉戈先生的书：

《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

谢谢唐兹龙先生赠我此书！

后记：中医药受困现代化陷阱-骆诗文专访

中医药受困现代化陷阱──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专访

本刊记者：阳敏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7-07-26

胎死腹中的中医药部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为解放后我国中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吕炳奎老先生2002年曾经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推荐您担任当时有可能成立的“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您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吗？为什么“中医药部”后来没有成立呢？

骆诗文（以下简称骆）：据说，朱镕基任总理时，就提出来了，当时想成立一个专门管中药的部门，后来这个职工作设想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就交到温家宝总理手中。温总理当时请吕炳奎老先生提名，老先生就推荐了我。这还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至于为什么这个“中医药部”没有成立，不太好讲。我想，有关部门领导意见不一致、有些部门抵制可能是主要原因。

《南》：难道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不管中药吗？医、药分家对于中医药的发展会带来危害吗？

骆：中医和中药当然应该分开。中医药管理局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中医和中药合在一起的，但实践证明，对中医和中药的管理不分家，对于中药发展十分不利。中药包括中药材的种植、流通和管理等一整套流程，不仅仅是按照老中医的方子制造中成药。后来，中医药管理局只管中医，不管中药，这是当年朱基总理坚持下来的。但现在的状况很混乱，中药这一块基本没人管。所以，今年年初国务院成立“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简称“工作小组”）的时候，我们中医药界的人对它都抱有很大期望。这个“工作小组”的级别很高，吴仪副总理任组长，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药局局长王国强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涉及18个部委 ……不过，很遗憾，这个“工作小组”下面没有设置具体的办事机构，所以目前作用有限。中央对于挽救中医药的决心很大，但最近的情况不容乐观。有些人以“工作小组”的名义，到不同地方召开会议。比如说，在广州召开了会议，说是要投资200亿把广东省建成全国的中药强省。广州是中药销售大市，但该省的中药材并不多产，怎么搞中药大省？这样做的话，会违背中药发展的客观规律。类似的会议，湖南省也开了，说是要投资100亿，把湖南建成中药大省，发展3个中药材市场——实际上，湖南原来的两个中药材市场目前都奄奄一息了。

《南》：中医药的管理，似乎涉及卫生部、药监局和中医药管理局3家，它们之间是如何分工协调的呢？

骆：这3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中医药管理局是卫生部的内管局，它的局长是由卫生部的副部长兼任的，连带它里面的处级干部都是由卫生部任命。像我开头讲的，连中医药方面的国际交流，都由卫生部出面。药监局看起来很独立，其实它里面很多人马都是由卫生部搬过来的，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发以后，药监局又从卫生部调过来一批官员——现在仅办公室就有8个主任和副主任。换句话讲，虽然药监局和卫生部从行政架构上讲没有附属关系，实际上，两个部门在人事关系上的纠缠是很深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药监局，还是中医药管理局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卫生部有关系。

中药领域乱象频仍

《南》：您刚才提到中药材市场，现在市场这方面面临哪些问题？

骆：去年下半年，我曾经随有关部门走访了6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发现有的市场经营惨淡，并且鱼龙混杂——这与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推行公司化改组有很大关系。一些地方官员说，过去中药材市场是政府牵头，由药监、工商、卫生和公安等部门共同管理，部门之间也有分工，现在只有药监局一家管，政府也不会拿钱去建市场。公司化管理，老板只想着赚钱，有钱就允许你进市场经营中药材。比如，江西樟树市场，有2/3的门店关门，1/3的门店不再缴纳租金。

《南》：您近年来、包括退休后，不断深入各地调查、暗访，了解到许多表面现象之下的问题。在您看来，目前中药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在哪？

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药品监督部门积极与“国际接轨”，把美国的FDA管理模式作为圣经在中国强制推行，按照西医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农民种中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以GMP认证为例。不少中成药厂经过GMP改造之后，负债累累。比如，有企业反映，他们生产一种保健品出口很好，但在GMP改造中，药监部门规定要购进一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检测设备，花了几千万元，然后才在GMP验收中通过，但过后设备闲置一旁再未使用，但把GMP改造计入成本后，产品价格高出了一倍。据测算，整个医药工业企业GMP认证施行3年多以来，花掉人民币1200~1500亿元，投入相当于建一个三峡电站。仅四川省的GMP改造就花了80多亿人民币，最贫穷的贵州省也花了20多亿人民币。不过，很多通过认证的企业都倒闭了，而且造成上百万工人失业。北京某企业迁址昌平进行改造，购地60亩，花了1.8亿创建中药厂，去年通过GMP改造后未生产过一次，现在只剩下几个工人看守厂房。推行这3项认证，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光银行贷款就8000亿，加上利息将近1万亿。 1万亿，接近我国2002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据国家发改委于德明局长统计，搞了上面几个“P”之后，2004年全国制药工业产值减少31%，利润下降了39%。

《南》：GAP认证对中药材种植的影响也不小吧？

骆：当然。中药材历来讲究传统地道，如四大淮药就产在河南，浙八味就以浙江质量最好，属原产地品种，质量比较好且稳定，当地农民熟悉种植和加工技术。因此中药材种植应当以发展原产地品种为主，辅以其它2~3个次产地，而推行GAP搞单一品种的一地化认证是行不通的，也完全无法保证供应。根据我一年多的调查了解，被国家药监局公布通过了GAP认证的中药材，没有一种是按他们公布的GAP管理办法生产出来的。西部一些传统产药地区，对照国家药监局公布的GAP标准，认为怎么做也达不到，因此便出现了停止种植，有的将已种在地里的药材提前采挖出售。比如，甘肃的党参正常年产约5~6万公担，去年底种植时间不到就提前采挖，所出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一、二等高等级规格的商品，当时出售价格每公斤3.5~5元还销售不出去，而正常需要每公斤5~8元。时隔不到一年，现在由于党参供应紧缺，市场上价格已上涨到每公斤15~30元，而饮片的价格达到60~70元，其中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饮片专卖店每公斤售价高达198元！目前，中药材的总体价格突破历史最高水平，而且供应品种普遍紧缺。中药材紧缺、价格飙升，必然造成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价格全面上升，吃中药将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广大农民吃不起中药也不再吃中药，中药的根基就断了，还谈什么继承和发展中药？另外，还有一些不法药商，在药材积压、价格低迷时大量购进，然后出钱去产地收购中药青苗进行销毁，使产地不能再生产和提供药材，趁机大大抬高药价。比如当归，一般是3~8元/ 公斤，而现在市场价已高达80~120元/公斤。目前，国家想方设法降低药价，但药商却想方设法抬价，这些正是国家药监部门要管的事情。

现代化的目的在哪？

《南》：2002年，我国出台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这个《纲要》遭到很多中医药界人士的批评，认为它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对中药造成了极大破坏。您怎么看？

骆：什么叫“中药现代化”？“中药现代化”要达到什么目的？准备从哪几方面入手？科技部、卫生部等8个部门联合制订了这个《纲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让不懂中药的人来搞“中药现代化”，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搞成这个局面，再过5年，中药就完了。不少呼吁“中药现代化”的人，不断强调要扩大中药的出口和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我国中药出口上世纪80年代最高，将近7亿美元。1996年“中药现代化”的口号被正式提出以后，反而逐年减少。2003年为制止连续下滑的局面努力到7.12亿美元，但是剔除中药中间体出口1.81亿，比起80年代还差一截。为什么越“现代化”越开放，出口反而越减少？首先，国外对传统中医文化接受程度有限，吃中药的主要是华人，更何况很多西方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对中药有限制；再一个，搞中药中间体出口支持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中成药和西方国家保健品的生产发展，反而减少了对我国中药的依赖和需求。

《南》：我们的谈话中间，您不断地讲到国情、农村、农民，您好像把中医药的问题，提升到了“三农”的高度。

骆：卫生部不能搞成“城市老爷卫生部”。现在国家要在农村推进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如果单靠西药，成本太高，所以更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我国的中药资源主要在老、少、边、穷、山地区，据测算，西部12省区和湖北恩施、吉林延边、海南琼中等享受西部待遇的地区，中药的年销售量占全国的61%~63%，这些地区的农民传统上就有种中药、采药、加工药和销售中药的习惯。因此，理顺中药产业，各级政府把农民种中药纳入农业经济体系进行合理规划和指导，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好办法，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