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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武汉日记》让方方火出天际,外有西方媒体力挺,内有公知内鬼配合,一度还出现了“站在方方这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的说法,似乎谁不支持方方,谁就不是人了。
挟《武汉日记》之威,方方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了极点,怼天怼地怼空气,动辄把人“记录在案”。那时,敢惹方方的人少之又少,关键时刻,张伯礼院士站了出来。
在抗疫思政课专题巡讲首场报告会上,张伯礼院士指名道姓地痛批了“极少数‘知识分子’”“疫情下扭曲的价值观”。这让方方暴跳如雷,不仅把张伯礼院士“记录在案”,扬言“等着张先生的道歉”,还矫情的说“我不知道张先生有什么伟业”。
武汉疫情期间,张伯礼院士冒着生命危险,奋战抗疫一线,率领团队在江夏方舱医院救治了564名轻型患者,没有1例转为重型和危重型,实现了“三个零”:病人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如果这都不叫伟业,那还有什么叫伟业?
千万别以为方方真的不知道,她明显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被张伯礼院士指着鼻子一顿痛批,以方方的性格,这口气她是无论如何都咽不下的。她这是在给收到“指令”攻击张伯礼的“炮灰”吃定心丸呢:放心,这个人没啥,你们放心大胆地去(网暴)就是了。
以方方的个性,一旦谁被“记录在案”,那绝对是不可能轻易脱身的。果不其然,在张伯礼院士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后,方方又一次跳出来说张伯礼院士对她“造谣构陷”,还说“2020年貌似张先生的风光大年,实则更是他的大悲哀年”。
张伯礼院士宠辱不惊,早就无所谓什么风光不风光了,但古人确实说过,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被方方这样的人盯上了绝对是件“大悲哀”的事。
那方方为何对张伯礼院士的怨念如此之深呢?
张伯礼院士是中医药界的权威,这与方方以及方方的“医生朋友”视瑞德西韦为“人民的希望”很不一样,这就注定了他们不会是一路人。
方方不仅“医生朋友”多,其他“朋友”同样不少,能量之大,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这种情况下,张伯礼院士那样丝毫不留情面的痛批,肯定是出乎方方意料的。毕竟,张伯礼院士的身份摆在那里呢。硬怼德高望重的张伯礼院士的后果方方很清楚,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说白了,她恼羞成怒了。
更让方方恼羞成怒的是,张伯礼院士还详细介绍了对不幸逝世的患者的身后关怀,彻底戳穿了方方“满地无主手机”的谎言。方方的《武汉日记》值钱就值钱在这几个字,要是这个谎言被戳穿了,谁还会为《武汉日记》买单?
在2020年5月12日的“抗疫第一课”主题报告会上,张伯礼院士说:“我在武汉前线一直待着,到各个医院,我们如果一个患者不幸逝世了,我们都是把他身上尽可能的东西,包括纸片、包括手机、包括项链、包括手表,包括他穿的外套的衣服,都给他放到单独的一个包里,给他记好了,说好名字,然后把这患者要给他做净身,给他洗一遍,洗干净擦干净了,然后用这个被单把他裹起来,把他放到太平间,都是这种处理,我们还要进行集体对他有一个默哀,是吧,对死者有一份致敬,都是如此的。我们不可能允许把病人的手机手表带到火葬场去烧去,这是不可能的。”
自此,“满地无主手机”是谣言还是“真相”的争论烟消云散。到底是信身处抗疫前线的张伯礼院士,还是信“听朋友说”的方方,这是道送分题。感谢张伯礼院士,一锤定音!
武汉疫情后,张伯礼院士功成身退,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就连此次去上海都是“静悄悄”的,这与从未去过武汉却到处出风头的“网红医生”有很大不同。
上海疫情,古稀之年的张伯礼院士又一次亲赴抗疫前线,兑现了自己“国有大疫时,医生即战士”的誓言。
与武汉的抗疫相比,上海不仅要防控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还要排除“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等杂音的干扰。
熟悉公知的人都很清楚,一直以来,我们说中国是对的,公知就说,他们要“独立思考”“不能盲听盲从”,我们说西方是错的,公知就一定会说,西方是“世界主流”“要向主流看齐”。这一次,公知支持“主流的”“与病毒共存”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
还有,无论是武汉疫情还是上海疫情,公知都重点突出了一个“惨”字,但同样是“惨”,公知的指向性是完全不同的。
武汉疫情,公知的落脚点是疫情带来的“惨”,重在“指控”“抗疫不力”,上海疫情,公知的落脚点是封控带来的“惨”,重在“指控”“防卫过当”“过度防疫”。
如果你能读懂公知这两个“惨”字的区别,那说明你也是优秀的网络战士。
以张伯礼院士的睿智,公知的那点小心思、小动作、小把戏纯属小儿科。对于到底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的争议,张伯礼院士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的路自己走”。言外之意,就是不必听公知怎么说,关键是我们怎么做,做好“动态清零”比什么都重要。
对于所谓的“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张伯礼院士完全是嗤之以鼻的。与张伯礼院士相比,之前支持“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的所谓“专家”,说他们不学无术都是在抬举他们。
张伯礼院士说,“按照中国的人口密度,按照我们的人口结构,如果有几亿人在感染,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我们不能承受”。看明白了吧,西方的“主流”对我们是不适用的,西方国家能承受几十万、几百万的死亡,但我们是不能承受的。
此外,张伯礼院士还说,“如果真到那时候(躺平),我们想发展经济,我们想搞这个社会的交流,会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被感染上。”
这绝对是一语中的了。看着张医生面对核酸转阴病人高度戒备的画面,我都替他难受,说白了,他不就是担心被感染上吗?这要是真“与病毒共存”了,我严重怀疑他恐怕连门都不敢出。
时隔两年,公知“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的杂音甚嚣尘上,张伯礼院士又一次一锤定音。这让我忍不住想起来“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的说法,感谢张伯礼院士仗义执言。
国士无双,感谢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