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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指出,中医思维是中医立身之本,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坚持中医思维,是夺取抗疫胜利的重要法宝。
发病:内外相合,正气盛衰
张其成认为,新冠肺炎是由内外两个原因造成的,外因是疫毒加上气候。
新冠病毒属于中医“疫毒”的范畴。《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并提出“不避其毒气”的防疫治疫之法。
这种“疫毒”是一种有别于六淫、具有强烈致病性和传染性的外感病邪。
明代医家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疫毒”加上异常的天气,就会导致传染病的发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除夕到了武汉,经过考察发现武汉近一个月的气候异常,阴雨蒙蒙,湿气很重,容易出现传染病。
在看诊中,他发现病人的舌体偏胖大,有齿痕、厚腻苔甚至腐苔,反映湿浊之气很重。因此,他提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称为“寒湿疫”,是由寒湿之疫邪引起,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
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五运六气说的己亥年第六阶段“易发传染病”,并不是说“必发传染病”。
那么,什么条件下会“必发”呢?引起这次疫情的内因是什么呢?虽然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新冠的源头,但肯定和人为的因素有关。
所以人必须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万物有灵,万物是动态平衡的,一旦打破这种平衡,必然遭到报应,谁也逃脱不了。
内因与体质差异有关。这次疫情传染性极强,同一个家庭多数被感染,但个别人没有被传染。原因在于这个人,正气足,抗病力强。
《温疫论》说:“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外邪因而乘之。”最终是否发病,还取决于人体自身的正气是否旺盛。
治疗:扶正祛邪,整体调节
中医对待疫病的治法和药方众多。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强调治病必求本,辨证论治。
根据不同证候,有的用发汗法,有的用泄法或吐法。明代的吴又可认为,治疫以逐邪为第一要义。
这次在新冠肺炎中得到普遍使用的清肺排毒汤,就来源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记载的四个经方: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在服用清肺排毒汤之后,轻症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或危重症的情况。
其实,清肺排毒汤反映了中医对待病毒的思维方法。注意是“排毒”而不是“杀毒”,这一点和西医不同。
有人比喻说,西医是“关门杀狗”,但由于这条“狗”太狡猾了,到处跑,用棍子很难打到,结果反而把家里的东西打得一塌糊涂,“狗”还没打死。
而中医是“开门赶狗”,把门打开,用药物把“狗”赶出去,所以有汗、下、吐等方法,结果把“狗”赶出去了,家里的东西还没有打碎。
有人比喻说,如果把病毒比喻成虫子,西医就是杀虫子,不管产生这些虫子的垃圾,结果虫子杀死了,又从垃圾里生出新的虫子;中医则是清除垃圾,垃圾清除了,虫子自然就不生了。
张其成说,这正是中西医学不同思维方式,西医是分析性、对抗性思维,中医是整体性、调和性思维。
西医致力于精准有效的单靶向治疗,遗憾的是目前还很难实现。中医则是扶正祛邪,整体调节,是多靶点治疗。
一方面是扶持正气,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一方面是祛除邪气,将体内的疫毒排除出去。
就五脏而言,新冠肺炎主要伤害肺脏,西医用药主要是针对肺脏的,但中医发现不少患者的肝脏、心脏、肾脏等多器官都受到病毒不同程度的攻击。
所以中医是整体调理、全面施治。在医疗手段上,西医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药物、医疗器械;中医则除了药物以外,还有针刺、艾灸、推拿、导引等。
预防:形神兼养,提升正气
中医“治未病”重视预防。对新冠病毒,最有效的预防当然是隔离,彻底阻断传染渠道。
张其成提醒,如果没有任何不适,纯粹是为了预防,没有必要吃药。因为这些药吃多了反而会伤害脾胃,降低免疫力。
最好的预防就是增强体质、提高正气、提高免疫力,这就是《黄帝内经》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怎样提高正气?中医认为要形神兼养。
所谓“形”既指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如黄芪、枸杞子等,更指形体导引运动。古代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导引运动方法,如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
张其成曾融合道家内丹功和密宗脉轮学说创编了“ 易道功 ”,动作简单易学,适合在家里练。
所谓“神”,就是要调节情志、调节精神,保持平和宁静的心态,不要恐慌、不要焦虑,不要悲观。
《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七情五志、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具体地说,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变化,五志就是怒、喜、思、悲、恐,五志过度会伤害五脏: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
情绪变化导致身体变化,免疫力、抵抗力大大下降。调节好心态和情绪,一旦“形与神俱”,正气就得以提升了。